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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 宋璟，南和县闫里乡宋台人，生于唐高宗龙朔三年(公元663年)。其祖于北魏、北齐皆为名宦。他自幼聪敏好学，博览群书，尤工文词，17岁即考中进士，初授上党尉。后被武则天慧眼识中，入朝升任监察御史，凤阁舍人。他生性耿直，素有气节。入朝为官后更是刚直不阿，勤于职守。尤其是事关国家朝政，面临大是大非，他总是奋不顾身，坚持正义、敢于斗争，深受朝臣敬佩。经武曌、中宗、睿宗、殇帝、玄宗五帝，在任52年。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，终于与姚崇同心协力，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唐，改变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帝国，史称“开元盛世”。

　　宋璟性情刚直，刑赏无私，取地犯颜直谏，武周时曾勇斗内宠张易之，张昌宗，力挽狂澜，拯救身遭诬陷的魏元忠。中宗时冒死弹劾佞臣武三思。睿宗时直谏太平公主迁居东都，以免后宫干预朝政。因此，被贬检贝州刺史，洪水暴发，武三思逼租甚急，璟抗捐赈灾，再次被贬。宦海沉浮，屡遭磨难，终不改治国救民之志。

　　宋璟品行高尚，爱民恤物。在宋璟的治理下，唐朝出现了路不拾遗的局面。朝野赞誉璟为“有脚阳春”(风王仁裕《天宝遗事》)。意言璟如一缕春风，趟到那里那里似春风煦物，倍感温暖。景都化岭(今广州)南人安居乐业;限制皇亲婚丧奢办;不为自已争名谋利;严以律已，宽以待人，均体现了宋璟爱民恤物的高尚品德。开元初铲除时弊，推行改革。废黜京城千名斜封官(用钱买的官)，截汰居功傲的“铁骑军”，查禁回收流行市场的伪币，采取“量才录官”的用人制度。使大唐从混乱衰败中走向繁荣，出现了中兴的局面，史称“唐世贤相，前称房杜，后称姚宋”，其政绩卓著为“唐朝四大名相”之一。此外，宋璟还工于翰墨，著作颇丰，其中《梅花赋》为发迹传世名作。

　　宋璟为相，敢于犯颜直谏，针对后庭擅权、任用亲信、大搞裙带关系的恶习，提出了任人“虽资高考深，非才者不取”的“量才任人”主张;他针对过去奸佞面奏皇帝必屏退左右的坏现象，提出百官奏事，必有谏官、史官在侧的主张。玄宗对宋璟异常重用，并以师礼待之;进则迎，出则送。对宋璟提出的许多建设性意见，通常都能采纳，照章办理。因而在朝政方面逐渐改变了过去唯亲信为官、唯戚为吏的恶习，一些内侍、酷吏、贪官之徒，也不易单独御前奏事，密谄好人，使朝庭内出现了比较清明的政治局面。

　　宋璟不畏权贵，力革前弊，奉公守法，不徇私情。相传，他叔父宋元超当了“选人”(侯选官)后，要求吏部予以优先照顾，宋璟得知后，不但不予优先录用，并手示吏部“不能私害公，矫枉必须过正，乃免其录用。”又据史书记载，唐代规定，每年地方各道派人定期向皇帝、宰相汇报工作。使者进京，往往多带珍贵宝货，四处送礼，拜结权贵，许多官吏收礼受贿，使者也多有因此得以晋升。宋璟对此则异常不满，并面奏玄宗同意，勒令所有礼品一概退回，以绝侥求之路，削杀收礼受贿之风。玄宗在宋辅佐下，吏治不紊，纲纪有条，不到六、七年使唐王朝再次出现“天下大理”的中兴局面。

　　开元三年(公元715年)，宋璟任广州都督。在广州都督期间，他看到当地百姓，“以竹茅茨屋，多火”，于是就教导百姓烧制砖瓦，改造店肆，使火灾大为减少，彻底改善了当地百姓草棚茅舍的贫苦生活，广州百姓“人皆怀惠，立颂以纪其政。”开元六年(公元718年)，广州吏民请求为宰相宋璟立“遗爱碑”，颂扬他勤政爱民的功德。宋璟听说后坚决反对，便上奏唐玄宗：“臣在州无它异迹，今以臣光宠，成彼谄谀，欲革此风，望自臣始。”玄宗下诏禁止，从此之后各州县皆不敢立碑颂德。唐玄宗称宋璟为“吏治之才”。

　　开元二十年(公元732年)，宋璟年老辞相，退居洛阳。5年之后，75岁的宋璟寿终，葬于洛阳。玄宗下诏，追赠太尉，谥号“文贞”。璟死后二十三年，即大历七年，宋璟之孙宋俨为“追念祖父德业”，请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为其祖父书撰碑文，颂其功德。碑成，随墓立于邢台沙河县(现沙河市)。宋氏后裔留有家训十条：

　　一敬祖尊谱;二孝父母;

　　三和兄睦弟;四和族睦邻;

　　五教子弟;六和妯娌;

　　七正心养身;八学忍耐;

　　九修口德;十尚俭朴。

　　家乡人民怀念宋璟，按照其诗作《梅花赋》之意境，分别在南和、沙河各建一座梅花亭，并将《梅花赋》刊刻于石：“万木僵仆，梅英载吐;玉立冰洁，不易厥素;子善体物，永保贞固”。宋璟对梅花的深情赞美，不就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吗?（南和县纪委 搜集整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