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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春暖花开，本该是心情愉悦、结伴出游的好时节，却偏偏成了自杀案件的高发期。据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介绍，“每年的5月都是自杀电话咨询的高峰”。近期，也发生了两起官员自杀事件，无锡365体育官网副书记蒋洪亮和青海省海西州州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金海宁先后自杀身亡，官方通报称，两人均患有抑郁症。

　　据媒体不完全统计，自2003年8月底至今，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已有100多人。而这些官员的自杀原因，很多都与抑郁症有关，抑郁症似乎已成了自杀官员的“流行病”。每每官员抑郁自杀都会引起不小的舆论震荡，对自杀官员是否有腐败的猜想和对官方将官员自杀“抑郁”了事的质疑屡见不鲜。

　　事实上，官员心理问题确实已不容忽视。今年1月份，人民日报《多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》一文曾公布调查数据，我国公务员中29.3%的人存在心理问题。在所有心理疾病患者中，有10%是公务员，远高于其他群体。其中，官员中的某些特定群体抑郁症患病率明显较高，而某些时段也明显成为官员自杀的高发期。

　　50后和60后官员自杀占比较高

　　《财经》利用公开信息整理了一份官员非正常死亡情况表，主要统计对象是经认定为自杀的案例或疑似自杀案例，少数案例属于未经证实是自杀或他杀等意外导致的非正常死亡。统计时间是从2012年12月至2015年2月7日，其中，初步调查原因为抑郁症的有30多个，自杀官员中，50后和60后占比较大。

　　地区一把手自杀占比较高

　　据不完全统计，2014年公开报道的官员自杀案例共有72起，从自杀官员的职务行政级别来看，厅局级以上为27人，县处级32人，乡科级13人。县处级官员成为境况值得关注。在72名官员自杀事件中，身担正职的45人，副职27人，分别占比62%和38%。但是，随着官员职务行政级别的提升，副职官员自杀人数表现出上涨现象。而在县处级及以下级别官员中，正职自杀人数显然要远高于副职。

　　三季度死亡案例“高位运行”

　　据不完全统计发现，2014年1月和2月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为2例，3月为5例。4月陡升至7例，5月6月均下降为5例。7月再度升至9例，8月和9月分别为5例和8例。其中，第三季度(7月，8月，9月)非正常死亡的官员达到22名，占总数的30.5%。在2014年4月、7月和10月份全国官员自杀事件出现3次高潮。4月开始，自杀官员明显增多。

　　自杀与反腐是否正相关?

　　在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，官员自杀案例也不断增多，许多官员自杀案例都被解读为与反腐有关。例如：

　　7月9日，湖北孝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海华在办公室跳楼自杀，现场遗书称“身患多种疾病，常感不适，只能自我解脱”。有媒体称，李海华此前负责城建工作被查出有违建、收受贿赂等问题。湖北省纪委本计划在9日当天以开会为名将李海华带走，但李海华以身体原因请假。

　　7月26日，湖北省国资委国有企业第三监事会主席王运清跳楼自杀。遗书中写有“我很抑郁，抑郁难忍，先走了”等字样。此前，湖北国资委已有一名副主任被纪委带走调查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一个案例是，7月30日，浙江省杭州市经信委巡视员赵纪来在市政府办公楼坠楼身亡。遗书称有病难忍，但以这样一句话结尾：请组织上谅解，我没有做一件对不起组织和违反法纪的事。

　　按照《刑事诉讼法》第15条的规定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死亡的，不追究刑事责任，已经追究的，应当撤销案件，或者不起诉，或者终止审理，或者宣告无罪。具体来说，如果官员自杀时尚没有立案，就不立案;如果案件在侦查阶段，就撤销案件;如果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，就不起诉，而如果案件在审判阶段，要么是裁定终止审理，要么是判决宣告无罪。因此，有些官员相互之间形成了牢固的利益联盟，大官保小官，小官保老板，盘根错节。当这个利益链中某个官员出了问题，眼看即将“全军覆没”，有人就会牺牲“小我”，丢卒保车。

　　也因此，部分公众形成了一看到“官员抑郁自杀”就想到“官方掩盖真相”的刻板思维，需要指出的是，虽然某些官员自杀部分验证了这种脑补思维，但并非代表这种思维具备合理性。缺乏调查考证的武断臆测不但会加剧公众对官方公信力的质疑，还将加深官方与民间舆论场的鸿沟，长此以往，整个舆论场将形成社会断层，这不是官方反腐的初衷，也并非公众所愿。因此，公众在客观看待官员自杀行为的同时，官方也需有正面回应。

　　(数据及资料来源：《财经》、乐思网络舆情监测系统、现代快报、观察者网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