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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周礼》(又叫《周官》)与《仪礼》《礼经》并称三礼。在三礼中，《周礼》地位特殊，该书以记载典章制度为主，有着复杂严密、井然有序的治理体系，大到朝廷制度，中到分邦建国，小至基层治理，均在《周礼》中有周密纤悉的记载。历史上曾有“以周官治天下”的说法，明代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等六部的设置也是仿照《周官》的六典。

　　一

　　关于《周官》的来历，《史记》中有如下记载：

　　(周)既绌殷命，袭淮夷，归在丰，作周官。兴正礼乐，度制于是改，而民和睦，颂声兴。

　　司马迁认为《周官》是周朝建立后，周公为了新朝廷长治久安而作。刘歆、郑玄等儒者认为：《周官》为周公所创制，为“周公致太平之迹”“周公致太平之书”，程颐认为“《周礼》一书，周公致治之大法在其中，须知道者观之，可决是非也”，此外，王通、范祖禹、朱熹、杨时等也持有类似看法。也有观点认为《周官》非周公所作。关于《周官》的来历，还有文王所作说、战国人所作说、汉儒附会说等多种观点。《礼》学自古以来就聚讼纷纷，早在先秦时期就有“累世不能殚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礼”的看法，后世也有“议礼如聚讼”的说法。

　　在三礼中，《周官》文本出现晚于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。汉武帝时，《周官》“出于山岩屋壁，复入于秘府，五家之儒莫得见焉”，由于很快被收入内廷藏书，其发现未在学界产生影响。西汉末年刘歆在受命校读内廷藏书时发现了《周官》，他认为：“周公致太平之迹，迹具于斯”，将之著录，并以《考工记》代替原书所缺之冬官。由此，学界开始传授《周官》。杜子春、郑兴、郑众、贾逵、马融、郑玄等大儒皆治《周官》，且为《周官》解诂。其中，郑玄所注“所释特精”，唐代贾公彦为之作疏，贾疏“极博核，足以发挥郑学”。朱熹认为：“《五经》疏中，《周礼疏》最好。”《周官》地位，在不同时代屡有升降，苏绰、王安石均重《周官》，尤其王安石在贬低《春秋》为“断烂朝报”的同时，推崇《周官》，在熙宁年间颁布的《三经新义》中，唯独《周官新义》为王安石亲自撰写。

　　在宋明理学体系中，往往存在以“理”释“礼”的倾向。朱熹在《论语集注》中注解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时指出：“礼者，天理之节文，人事之仪则”，显然朱熹是从礼节、仪式的角度理解“礼”的，显然其礼学观以《仪礼》而非《周礼》为本。如朱熹在讨论《周礼》时指出：

　　《周礼》一书，周公立下许多条贯，皆是从广大心中流出。

　　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诚意之学，于此考之可见其实。

　　礼者，天理之节文，人事之仪则。

　　在朱熹看来，《周官》精密的典章制度、严密的条贯源自于周公之“广大心中”“运用天理烂熟”的一个呈现、流布。礼是一种外在的节文，理则是内在的本体，这与程颐所谓“有《关雎》《麟趾》之意，而后可以行《周官》之法度”，可谓异曲同工。

　　在《传习录》中王守仁与弟子徐爱曾讨论“博文约礼”问题：

　　在王守仁看来，“礼”即是“理”，“礼”是“天理之发见可见”之文，“理”则是作为文的礼之“隐微不可见处”，两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面向。故所谓“博文约礼”就是从“理之发见处用功”，“随事学存此天理”。由上可见，王守仁的礼学观具有很强的以“理”释“礼”取向，与其理学观或曰对心学的提倡是一以贯之的。

　　二

　　在清代，三礼在经学中的地位持续上升。在乾嘉时期“家家许(慎)、郑(玄)，人人贾(逵)、马(融)”、东汉之学如日中天情况下，郑玄所注三《礼》尤其为人重视。

　　三礼由于均为郑玄所注，在乾嘉时代更是得到学界的广泛推重：

　　宋以来说《五经》者，《易》《诗》《春秋》各有门户。惟三《礼》则名物度数，不可辩论以空言，故无大异同。《书》则帝王之大经大法，共闻共见，故自古文、今文互有疑信外，义理亦无大异同。

　　当时学者皆重以《周官》为代表的典章制度之学，如戴震所言：“古圣贤之义理非他，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。”《周礼》是戴震学术关注点之义，戴震尊崇郑玄三礼之学，他提出了“以《周礼》解《周礼》”的观点，研讨《周礼》之义例，提出“正岁年以序事”的原则。典章制度与文字训诂、天文历象、地理沿革同为汉学的重要内容。

　　实际上，三礼地位的上升和学界对《周官》的重视，与乾隆帝文化政策的调整是分不开的。乾隆即位后，于元年(1736)六月己卯，仿照乃祖康熙帝命大臣纂集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春秋》传说的先例，命纂《三礼义疏》，三礼馆于此肇端。乾隆启动这一文化工程基于两个目的，一则康熙帝启动的《诗经传说汇纂》《书经传说汇纂》《春秋传说汇纂》《御纂周易折中》等工程，皆已完成，唯独缺少《礼记》，且《周官》《仪礼》由于不是科举考试内容，士人对此多未寓目;二则乾隆帝意识到礼学更贴近道德实践而具有规范士民的作用，“五经乃政教之原。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”。

　　这一谕旨下发后不久，乾隆帝就受到官绅的呼应。这一潮流很快在学界弥漫，国子监贡生陶敬信参与到这一行动中。乾隆四年六月丙申，乾隆帝谕曰：

　　安徽优生陶敬信所进《周礼正义》一书。经朕披览，其注解尚属平妥明顺。著赏缎二匹。令其在三礼馆纂修上行走。

　　在开三礼馆、纂集《三礼义疏》的同时，乾隆帝在谕旨中还经常援引《周官》讨论荒政、职官、礼乐、祭祀、皇后葬礼等，以从中探求、阐发治理之道，尤其乾隆六年十二月一则谕旨中，在批复庄亲王允禄此前关于《周官》六乐的奏折时，提到“朕偶阅《周官》，其文曰：‘奏黄钟，歌大吕，以祀天神……奏无射，歌夹钟，以享先祖。’”他还援引贾公彦疏对此进行阐发，在谕旨最后，他叮嘱允禄：“朕亦不固执此语以为必是，但与尔等奏词稍有不同，可再详阅查奏。”

　　三

　　尽管乾隆帝在科举考试中对《周礼》《仪礼》未作特殊要求，但仍主张“承学之士”应当兼治、兼习二礼，学者兼治《周礼》《仪礼》二经是被提倡和积极肯定的。

　　乾隆帝这一观点得到浙江学者章学诚的积极呼应，并被贯彻于他的书院教学中，章学诚在辞去清漳书院院长后，留下了《清漳书院留别条训》(以下简称《条训》)，《条训》洋洋洒洒近两万字，系统阐述了章学诚的学术观与教学观，其中他也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礼学观，他认为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在五经体系中“自为一经”，他以《丧礼》为例，指出“乡、会试士，不以命题，然习礼者不可不究心于此也……大约《仪礼》子夏服丧之传，作为大纲，而以诸经分析为类。可见圣人人伦之至，其所以为仁至义尽，退而演之，达于明庶察论，固不仅为凶丧一节之礼，岂可以其试题不出，因遂置而不观省哉?”于此可见，章学诚对《礼仪》对道德秩序的规范作用的认识及不可因科举不考而忽视《周礼》《礼仪》的看法，与前述乾隆帝的观点可谓若合符节。另外，章学诚以本名而非《周礼》称呼《周官》也与乾隆帝的提倡是一致的。

　　概而言之，乾隆帝既有以《仪礼》重建基层社会秩序的考虑，也有从《周官》中汲取治国理政、体国经野资源的意图，这种“以礼经世”的趋向与其即位之初“回复三代”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。客观上，乾隆帝通过三礼馆纂集《三礼义疏》这一文化政策，聚拢了文化资源和一批学者，《三礼义疏》完成后被“颁行学校，昭示来兹”，在《周官义疏》之前“首冠以御制《日知荟说》论《周官》者十则，以昭千古之权衡”，起到了规范学林、引导学术风气的作用。

　　实际上，随着三礼馆设立及《钦定周官义疏》撰成，当时社会上《周官》注解及前人著作重刊蔚然成风，《周官》一时间成为显学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周公地位在乾嘉时期得到提升，如惠栋曾言：“自古为大儒者二人，周公、孔子是也。”(朱偲)